从1997年-2017年，中国大豆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大豆年产量保持相对稳定，而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却直线上升：2017年大豆进口数量是二十年前的34倍，是同年大豆自产数量的6.5倍。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曾经是全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而且直至1995年，中国消费的大豆基本由国内生产提供。如此短期之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遥想2013年，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与主持人崔永元围绕转基因大豆的“五轮激战”，难道中国二十年激增的大豆进口数量是高科学技术的优质转基因大豆压倒了中国的天然大豆吗？

 

　　促成当前的大豆经济结构背后的另一主要经济动力是市场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近三十年来伴随人民收入提高而来的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从（我们称之为）原来的8：1：1（粮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4：3：3的演变。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肉—鱼消费有显著的增加，水果同样，蔬菜消费的变化则体现于不是简单的量性增加，而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品种和蔬菜的消费，而粮食消费则大规模减少。

 

　　大豆消费总量在近二十年来所增加的部分（约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传统豆制品（豆腐、豆皮、酱油、腐乳等）消费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品消费的增加，主要是人们食用的豆油和养殖业所用饲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费的增加主要来自伴随人们收入提高而来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与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较低，比较健康。

 

　　之前，菜油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来其地位已经被大豆油所取代。虽然如此，这些年来油菜的播种面积仍然基本稳定，豆油消费的增加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费之上的，反映了人们伴随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大趋势。豆油之所以多用进口转基因大豆不仅是因为其原料相对便宜，也因为其含油量（19%）要高于中国的天然大豆（17%）。豆粕用于饲料则主要源自肉食消费增加及其所导致的养殖业的快速扩增，由此促使饲料需求的大规模扩增。

 

　　而大豆之所以被用于饲料的关键原因在于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动物营养科学研究发现，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饲料，能够使猪、牛、鸡、鸭、鱼更地把饲料消化为蛋白质。近年来新添加的饲料使用基本属于这种新的豆粕饲料。饲料中的“饲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赖进口转基因大豆主要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便宜。

 

　　有的相关论述认为中国是因加入贸易组织而在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征收3%的进口税。有论者指控，1995年黑龙江省因其大豆减产而把本省所产大豆限于省内使用，由此触发从境外进口大豆的长期趋势。美国生产商由此看到商机，借助于其先进的饲料生产技术而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

 

　　这些观察都没错，但如果没有上述相对便宜的基本动因，进口大豆不会达到如今的规模。当然，美国政府大力补贴出口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中国来说，地多人少所产的大豆既然基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国便宜，更便宜点只会更加强使用进口大豆的动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之所以继续接受低关税是有其经济考虑的。当代的中国政府是一个主权性较强的，也是个精打细算的政府，不应错认为是类似于帝国主义时期关税完全受人摆布的。

 

　　至于中国的土产天然大豆（迄今不允许转移因大豆在国内种植——原因之一是转基因大豆与天然大豆混合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天然大豆基因的变异），与转基因大豆相比，一个重要的优点是蛋白质含量普遍要比转基因大豆高。这是中国能够出口大豆蛋白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速增长，2010年达到22万吨的规模，占全球总大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虽然如此，大豆蛋白出口量还只相当于进口大豆的较小比例：2010年总值才约四亿美元，只是进口大豆总值250亿美元的1.6%。

 

目前中国的大豆蛋白产业尚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几乎单一地全是作为肉制品所附加的凝胶型大豆蛋白（亦称“组织化大豆蛋白”［texturedsoybeanprotein］，简称TSP），可以达到肉制品30%的重量，并提高其蛋白含量，它之所以进入国外市场迄今主要靠的是廉价（约2万元人民币一吨，而国外大豆蛋白的3万元～5万元一吨），因此甚至引起欧盟对中国可能在倾销大豆蛋白的控诉和调查——但结果被裁定是没有根据的控诉。它尚未能够与美国和日本花样众多的保健大豆蛋白产品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