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统筹解决了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土地是财富之母。“两权”分离实行农户平均承包土地，保障每个农村人口基本生存发展权利，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但在土地分包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水旱、肥瘦、远近搭配，导致承包土地细碎化，户均耕地7.5亩、5.7块，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升。“三权”分置找到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有效办法，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促进经营权的协商交换、土地整理，实现小块变大块、连片经营；通过经营权的流转、托管等，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

　　三是统筹解决了封闭与开放的问题。我国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只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资格承包土地。在“两权”分离制度下，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一起，谁承包谁经营，承包者就是经营者，承包经营权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排他性。“三权”分置后，实现了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承包权是成员权，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封闭运行，保障了集体经济成员的合法权益；经营权是用益物权，具有开放性、社会性。这样一来，农村土地可以由本村人经营，可以将经营权流转给外村人，也可以流转给城里人，实现了土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四是统筹解决了外出务工与“谁来种地”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减少，加上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业经营效益持续降低，农业劳动力兼业化、老龄化、妇女化问题突出。“三权”分置推动了土地经营权流转，2.3亿农户中流转土地的超过了7000万户，比例近30%，促进了农村分工分业。外出务工农民安心进城，新型职业农民茁壮成长，农民务工务农各得其所，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解决了农村“谁来种地”的问题。目前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达到270万家，新型职业农民超过1200万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和领头羊。

　　五是统筹解决了家庭承包与规模经营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家家包地、户户种田”，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也难以容纳现代技术装备，家庭经营效益也难以提高。“三权”分置放活了土地经营权，土地向种田能手、种养大户集中，小规模分散经营在减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在发展，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引领力量。目前，全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了4.6亿亩，约占承包地的1/3，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350万户，农民合作社达到190万个。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的发展，农业机械化加快推进，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65%。

　　二、“三权”分置是充满政治智慧的制度安排

　　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顺应农民意愿、符合农村实际、继往开来的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与时俱进。

　　（一）“三权”分置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供了制度保障。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下，进城务工的农户拥有稳定的承包权，可以放心流转出土地经营权；想种地、多种地的农户，可以多种渠道流转进土地经营权，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三权”分置实现了村组集体、承包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共享，土地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各有所得、无有所失，集体土地作为要素在生产经营中实现流动，流出土地经营权的农户增加财产性收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规模收益，达到了公约数效果。

（二）“三权”分置为增加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创新了制度供给。当年土地家庭承包，实行“两权”分离，这个制度供给打破了大锅饭，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出工不出力、种地不打粮的问题，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三权”分置作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实际也是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次带有全局性的制度供给，必将再一次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土地经营权流转，提升了农业经营规模效益；经营权托管，发展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经营权互换，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种植；经营权抵押，解决了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问题。经营权的放活，还为多元主体投资农业、创业创新开辟了空间，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加快向农业农村集聚。现在，农村创业创新活力空前迸发，“三权”分置正在为农业农村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泉。

　　（三）“三权”分置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带来了制度绩效。“三权”分置是对“两权”分离的继承和发展，创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丰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使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三权”分置促进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催生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开辟了新路径。“三权”分置使中国的土地制度更好对接农业现代化，现代技术、装备、管理、金融、人才等可以更好融入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三权”分置植根中国大地，富有中国特色，也为上人多地少的土地制度创新提供了“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