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无人机新产品层出不穷，我国无人机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本纷纷开始排兵布阵，抢滩这块“处女市场”。放眼，植保无人机成为各地大规模统防统治的主力军，在一些地方，用无人机打农药已进入了“滴滴时代”。不过从研发、生产、推广等环节综合来看，农用无人机在我国仍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起始阶段，伴随着无限前景的，还有不少掣肘与障碍。

日前，飞手在杨凌农高会上操控农用无人机进行作业演示。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前不久，农业部、财政部和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通知，决定2017年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东、重庆等6省市启动实施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这意味着植保无人机行业迎来政策“红利”，有望转入突破性发展。当前，我国农用无人机市场处于何等状况？无人机带来了哪些好处？存在哪些短板？今后该何去何从？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专访了国内权威专家、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何勇教授。

 

　　开启植保新模式

 

　　夏天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过去在许多地方，纯粹靠人工打药，不仅费劳力，关键还容易中毒。今年，在浙江省遂昌县大柘镇北山村，62岁的种粮大户吴仙根一改往年除虫季“挽裤腿、抢晴天”的劳作，在田边当起了“甩手掌柜”。

 

　　只见一架植保无人机来回穿梭，其最多承载6公斤，在风力的作用下，滴雾状药液直达水稻根部。两个多小时，60亩水稻便完成打药，让老吴啧啧称奇。用无人机打药固然省时省力，会增加成本吗？吴仙根说，“一年打四次，每次作业政府每亩代补15元，加上农药使用量节省一半，总的来说，比起人工打药每亩成本还少100元。”

 

　　遂昌是浙江省的一个普通山区小县，早在2015年，当地就出台政策：购买农用无人机政府给予7成补贴，对水稻统防统治，每亩每年还有60元的作业补贴。夏天时，稻飞虱侵袭严重，这两年的“虫口夺粮战”，植保无人机战功赫赫，还解决了农户“乱打药”的问题。

 

　　去年，遂昌的植保无人机由原来的3架增加到9架，作业面积1万余亩。当地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创飞”的植保服务公司，4名飞手全都通过专业认证，队伍非常年轻化，日均作业能力超过千亩。有人形象地说，植保无人机打药进入了“滴滴时代”。

 

　　在何勇看来，植保环节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的一大短板，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机器换人”是大势所趋。“近三年，农用无人机算是跨过了酝酿期，未来五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何勇认为，大量新型经营主体和中介服务机构的涌现，也为农用无人机施展拳脚提供了广阔舞台。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河南、湖南、福建等省都将无人机列入了农机购置补贴范围，从而大大降低了购机门槛。特别是在农业大省河南，农户呼声、政策力度，当然成效也最为显著。湖南则先人一步，出台了行业标准，为农用无人机的生产和使用提供规范。在浙江多个地方，也出现不少专业的“飞防队”。

 

　　综合各地的使用情况来看，与传统人工打药相比，利用无人机进行植保作业，具有、节药、等优势，而且适应性很广，在山地丘陵和高杆作物上，植保无人机的优势更加明显。何勇举例说：“如果采用15公斤有效荷载的单旋翼电动无人机进行作业，年度收益分别是机动喷雾机和人工喷雾的25倍和93倍。”

 

　　千亿级市场待开发

 

　　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有多大？从发达的部分数据可见一斑：在最早研发农用无人机的日本，目前，农林航空作业面积达235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40%以上。在美国，有3000多名农用飞机驾驶员，有1350个农业航空作业服务公司，据预计，2015年到2025年，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应用将为美国经济贡献821亿美元，其中超过8成将直接来自农业。在澳大利亚，农民平均每人种植80公顷以上水稻，90%以上的作物都是用飞机喷药，飞机施肥则占到总施肥面积的一半以上。

 

　　相比这些，我国农用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和推广使用则落后许多，而且大部分农机企业此前很少涉及该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从事遥感飞行植保机生产与服务的企业有近200家，其中，2014年以后新成立或开始转入农业领域的，占据了半壁江山。有30余家农用航空公司，大型农用飞机仅有400余架。

 

　　何勇告诉记者，从这几年的发展势头看，各企事业单位对农用无人机的研究、引进和生产力度正逐渐加强，甚至可用“一日千里”来形容。像2013年成立的农用航空产业创新联盟，至今已有30多家理事单位，旗下包括无人机农用航空技术研究单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无人机设计生产企业，以及无人机加工与销售单位，他们都具备一定的研发实力和拥有稳定的代表机型，部分公司市场程度比较好，开始走上正轨。

 

　　那么，前景到底如何？一组民间分析数据认为，近三年，我国农作物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达60亿亩次，按照1/3的土地流转率折合，若以10~20元/亩次的植保费用计算，光植保服务的市场规模就可达六七百亿元，这还不包括研发、生产、销售等其他细分产业链环节，以及其他服务领域。乐观估计，整个产业规模将轻松达到千亿元级别。而除了耕地外，还有大量的森林、草原、绿化园地需配备无人机作业，市场容量更难以估量。

 

　　当然，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巨大蛋糕的诱惑下，从2015年起，无人机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大量资本涌入。尽管这种“爆发”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更为显著，但农用无人机也同样吸引了大量企业加速布局。去年，行业主要公司在飞机销售和植保面积上均呈现成倍增长趋势，预计今年仍将继续蒸蒸日上。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农用无人机除了在植保上大量应用外，在杂交授粉、农业遥感、近地面物联网信息采集、病虫害的侦查与诊断等方面，同样具有非常大的应用潜力，市场规模也非常可观。”何勇说。

 

　　落地尚有诸多障碍

 

　　记者采访发现，相比于产业崛起的惊人速度、厂家天南海北演示搞得轰轰烈烈、以及企业间日渐白热化的竞争，农用无人机到了落地层面，却有些“水土不服”。为何会出现如此“一冷一热”状况？在何勇看来，主要症结还在于尚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在技术研究上，就目前而言，植保无人机起降次数多、续航时间短，同时低空低速飞行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植保无人机的喷洒技术尚未成熟，缺少应对不同作业条件的作业规范和精准施药控制系统，容易发生农药漂移等现象。总之，亟需研发高自动化水平、智能变量作业的专用机型及飞控系统、低空遥感设备等。

 

　　其次是生产和作业的标准问题。尽管像湖南已经制定了相关地方标准，但在层面，无人机的生产、检测和操作标准尚未出台，因此企业只能各自为政，按自己的标准进行生产，从而导致产品的实际性能参差不齐，市场上鱼龙混杂，给使用带来诸多隐患。

 

　　何勇坦言：“为了给农用无人机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良性市场，减少、稳定性等质量缺陷问题，完善操作流程，同时提高机器的普适性，由行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来制定市场准入标准、作业流程规范、作业质量标准、防护措施、维修保养规范等，显得迫在眉睫。”

 

　　作为新型农机，在农用无人机的实际推广中，价格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标准的缺失，导致过去几年植保无人机一直难以纳入统一的农机购置补贴范围。今年，浙江、安徽、湖南等6省市将开展植保无人机购置补贴试点。不过，面对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的投资，许多农民仍然望而却步，再加上性能的不稳定性，购买热情自然大打折扣。

 

　　第四个问题在于“人”。据了解，尽管目前各地涌现出不少专业“飞防队”，但专业飞手的紧缺，在某种程度也抬高了农用无人机的市场推广成本和培训成本。随着培训观摩活动的增多，像浙江大学就能提供一条龙培训服务，这一问题有望得到改善。

 

　　最后一大障碍则同样紧迫，何勇指出，由于民航法规体系中的相关条款存在针对性不强、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导致在层面和行业内，对农业航空这一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仍未形成，包括农用无人机的登记备案、保险、适航审查、空域管理等在内的多个方面，都亟待予以明确。总体来说，国内农用无人机想要真正落地并取得跨越式发展，尚有不少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