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体、新农民特点是“小四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信息化。市场化——他们的生产经营是跟着市场走的；规模化——他们在进行规模经营；标准化——他们种养卖都有相关标准；信息化——他们用信息化的手段经营。

 

    邓锦宏：今天的新农民，我看到80％是以年轻人为主。他们之前可能在城市工作，有的做过建筑工、汽车工人、销售等，他们返乡后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能力或热情，但是他们会用手机上网，去收集村里人和其他人家的货物。

    

    昕原：那他们实际上是农业经纪人的新代表。合作社、供销社是否会和他们产生竞争关系？

 

    邓锦宏：所以现在很多合作社、一些基层供销社也在向这些新型经纪人学习。他们把自己几百亩、上千亩地的货物卖掉的同时，也收其他地方其他人的货物，把自己变成大号的经纪人。一些能做到上千亩的大户毕竟有自己的厂房、冷链，有自己的分级，基本上有上百个小工帮他们做分拣分级。现在欠缺的是获客的能力，就是获得买家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是否能够获知市场的消费需求？如果能够获知这些信息，那么他们就敢于收购这些货物。他们除了具备之前生产经营的能力外，还具备经纪人的能力。

 

    昕原：谁能够搭上时代的列车，迅速将信息化融入到生产经营中来，谁就是赢家。

 

    韩长赋：现在有一句话：没有种不出的东西，只有卖不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农民很聪明，什么都会种。而新农民到了乡下后，通过电商的方式，使山沟的、边远民族地区的好东西让外界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变化。

 

    还有，过去外地知道也没办法，因为过去是传统商业，一级交一级，不断归大堆儿，归到大城市这的一堆儿，然后再切分成小堆儿。比如说赣南的脐橙是我们的一个品牌。过去，农民把橙子交给传统的商业系统，然后他们再集中，从乡合作社到县里，再从县里到省里，省里再到北京，你两个月吃不到这橙子。现在不一样了，北京一个人家想吃橙子，通过电商了解信息，卖家打包之后，不到一星期就到了。

 

    再有，光有信息也不行，谁来包装？谁来标准化？新型农业经营者来做这个事情。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建议有能力的电商，到农村发展分档、分级、包装、保鲜和物流，实现最后一公里。这个是商机。

 

    昕原：曾经我们是以政府为主要推手，政府要做标准、定价，有时政府要提供技术支持。如今政府的角色变为协助这些新主体？

 

    韩长赋：这就回到我们开头的命题——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引领力量。现在政府工作的着力点、政策着眼点是推进这些新型经营主体。我们通过他们来带动传统农户，来实现农业现代化。例如这些经营新主体，用什么种子，用什么科技，用什么机械，如何栽培，会给周边人示范，可以产生用一亩田带动一百亩田的效应。还比如说，关于农产品的储藏和销售、关于农机使用，他们都有示范作用。农业部门很多工作可以通过他们作为载体，得到实现。

 

    我们也在制定配套的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性文件。例如新农民到农村，他生产经营要用地，需要解决土地问题；他要贷款，贷款如何解决？他需要规避风险，保险如何配合，税收政府如何支持？他要购买农机，是否有补贴？还有住处如何解决？比如你可以和农民合住，和农民一起改造宅基地房子，原来是一层房子，现在改造为二层，你住一层，我住二层，但是产权还是农民的，可以让新农民拥有使用权。这些政策都有。

 

    昕原：政府更加明晰自己的定位，对于如何加速推进市场化，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等方面的职能也越来越成熟。

 

    韩长赋：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互联网+”打造新农业

    

    昕原：听说最近几年来农业部门交流的互联网高层越来越多，一些IT大佬也开始关注农业，您对这两个行业的沟通结合怎么看呢？

 

    韩长赋：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首先，过去是城乡二元结构，相对隔离，落差很大，农村是个闭塞的。现在互联网让城乡得以更好地沟通，甚至是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使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可能。

 

    其次，通过网络技术，农产品和农民快速进入市场，流通加速，流通成本降低，运输和存储成本降低，农产品销路更畅，所以很多地方特产现在也越来越有市场了。

 

    再有，农民受教育程度低这个短板，一定程度上被移动互联技术弥补，手机让农民对信息的了解更便捷。

 

    另外，智能技术的应用也给农民种植养殖能力带来极大提升，例如现在有关网上治虫害、网上教施肥的内容越来越多了。

 

    昕原：互联网和大数据对农村经济的渗透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邓锦宏：我们是做农业电商的，这是互联网介入农村经济目前最快也是最深的一种业态。单从农业电商来讲，在创造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同时，回溯农业产业的价值能力也非常强。农业电商应该分多个维度来理解：

 

    一种是农资电商，又叫作产前电商，指帮助经销商把厂家的种苗、化肥进行团购分销下去。

 

    另一种是专业服务型电商。如提供农业知识服务、农业技术指导，还有为农业提供设施服务（包括联合收割服务、农机租赁），以及一些提供农村金融服务的电商或者互联网服务等。总体上都是帮助农业、农民提高能力或效率的。

 

    再有一种就是流通电商，比如像一亩田这种做农产品B2B交易的，主要帮助商家之间、公司之间做规模化的交易。单次交易量从平均值来讲，10吨、20吨、30吨不等。从产地卖到批发市场、商超、连锁餐饮、机构买家等。

 

    还有一种是消费型电商，就是个人消费者能够从B2C平台订购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产地的生产者能够通过B2C平台直接将产品卖给个人消费者。其中包括一些专门以互联网连接方式为个人用户提供农产品到家服务的城市配送服务，实现从产地卖到居民餐桌。

 

    农业流通电商在国内的特点是它具有分散性。可能今天同一时间，从海南岛到东北都有人在种西红柿，而人民今天也都要吃西红柿。那就面临供应方和采购方都很分散，需要多对多的匹配。就是上海市民、北京市民选择到底吃新疆的还是华北的西红柿？因此这意味着批发商需要考虑自己从哪里进货。一些平台型电商，正在为多对多交易提供平台。

 

    昕原：多对多的产销格局现状很有中国特色。

 

    邓锦宏：全只有中国有这种现象，美国、欧洲基本没有。因为国外很多大农场，生产和采购非常集中。而在中国，几百亩或者上千亩就算很大面积。从总体上讲，我们的生产和市场都比较分散，因此只有平台型公司才能解决这种分散化和集约化的矛盾问题。

 

    昕原：分散化也是机会所在。

 

    邓锦宏：的确是平台型公司的商业机会。另外的商业机会，就是韩部长提到的：做标准、做分级，甚至做一些包装能力，业内叫前置仓，就是提前在产地做仓库。一些产地的批发市场也属于前置仓。而北京的新发地就属于销地仓库，在做销地分级。而现在最缺乏的是产地前置仓，因为很多农民把货物拉到集散地，一个经纪人几百斤地来收，但没有做分拣分级。这个和消费市场有关系，需要消费市场倒逼这个需求。例如现在苹果行业是国内比较先进的行业，产地都已经做分级，苹果分80果径、70果径、60果径等不同大小，这是因为消费者已经有了数字化的描述，例如他说自己想吃80果、70果。所以产地仓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其他农产品还没有以市场为导向做产地分级。

 

    昕原：互联网自身相对是更社会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期待政府服务，但又难以合理描述究竟需要政府怎么做。政府如何定位自己的参与模式？

 

    韩长赋：互联网农业、农业电商本来是市场行为，是企业主体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关系，政府不能替代它们，但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会为两端紧密连结创造条件，为两端增加润滑剂。政府可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例如我们现在进行教农民使用手机的培训，让农民学会从手机上看到市场信息，获得有关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农业投入品购买的服务等等。这是政府的一个公益性服务。

 

    另外政府还会支持农村经纪人。过去我们说经纪人是投机倒把、是二道贩子，现在我们欢迎他们，因为经纪人可以把乡里的产品卖出去。

 

    还有，我们可以帮助给农民提供“请进来、走出去”的电商做些事情。现在我们搞新农民创新创业大会，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有这些商家、电商是可以选择和对接的。

 

    我们有一个政策：为建前置仓补贴，但是这个主要是补贴给合作社的，不是直接补贴给电商。如果你和合作社合作，那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了。

    

    总而言之，无论从市场化农业的发展看，还是从政府的公共服务看，我们都是支持的。

 

    昕原：当前互联网也存在信用风险，那么对于互联网信用体系的搭建，您认为政府能够做些什么？

 

    韩长赋：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关注到了。新主体把东西卖给你，你能不能保证我的权益、收益。就是货发出去了，钱能不能收回来？电商也会考虑：你能否保证供货品质？因此建立信用体系和平台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我们在搞新型经营主体的信息直报系统平台，270万个新型主体都要申报。需要披露你是否在持续生产经营、生产经营规模多大等相关信息。他们申报的动力源自哪里？申报信息是让你享受前面政策的依据。和此并行的还有一个网络，是我们和财政部搞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目前已经有几百亿元的钱作为本金，之后还会有资金注入。我们是和银行绑在一起，根据这个直报系统如果知道你确实在生产经营方面需要贷款，那银行会发放贷款，我们可以为该贷款做担保。

 

    另外，电商和千百万农民打交道，一定要守信用，和农民共同成长。中国的农民很老实，不怕吃苦，就怕吃亏。你们别让农民吃亏。中国农业的未来

 

    昕原：中国农业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加速轨道，从宏观角度讲，有时代背景、政策，农民自身基因的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和数据智能技术的介入让整个产业进入加速进程。您认为现在的中国农业处于何种地位？中国农业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图景是怎样的？都市人该如何看待农业的发展？

 

    韩长赋：中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无可替代。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制定的“十三五”规划纲领中写到：农业是实现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基础。过去大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现在说农业是实现现代化、小康社会的基础，这是个新提法，是个经济和社会概念，而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今后搞农业的人会减少，农业占GDP的比重会减少，农村人口会减少，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不会下降。因为我们基本国情决定，十几亿人每天都要吃饭。

    

    关于中国农业前景描绘，我有一个观点：农业是生产生命的行业，农业是稀缺资源的产业。耕地越来越少，水越来越缺，吃饭的人越来越多，饭要越来越好。稀缺资源一定需要有能力的人来经营，因此未来的农业不是粗放型的农业，而是聚集科技、人才等要素高度集成的农业，它需要新装备、新技术、新农民来进行。

 

    另外，农村也会成为稀缺资源。因为城市扩张越来越快，将来农业具有多功能性，不仅管吃饭，还管其他方面。例如现在的休闲农业，可以让人采摘、钓鱼；休闲农场，可以让城里人体验，这在未来会成为一种时尚。未来农民会成为大家向往的职业，农村会是城里人向往的地方。将来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景观：人口双向大流动——节假日城里人去乡村洗肺、养眼、伸懒腰；农村人进城洗头发、下饭馆、办婚礼、看电影。未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起乡愁，那是我们的理想状态。我们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GDP，不仅仅指有钱就是小康。而是指生活的状态，对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这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例如干净的水、新鲜空气、优质食品等等。也就是说老百姓(44.730, 0.47, 1.06%)的获得感很重要，而这很大程度上要靠农业来满足。

 

    昕原：未来农业会越来越有人情味儿，而非单纯为解决吃饱的问题，还会为心灵提供疗养之地。

 

    韩长赋：现代农业、田园风光、乡村文明，将是农耕文明的新内涵。将来大家会渴求当农民，农村成为稀缺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