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开始，我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出现赤字。到2015年，我国农产品贸易赤字达到462亿美元，进口了大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可以说，我国已步入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长期上升的通道。考虑到我国的经济体量、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面对未来进口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需要从战略上进行总体布局，变被动进口农产品为主动实施农业“走出去”。

 

　　跟我国其他产业“走出去”相比，农业“走出去”落在后面。单纯从速度来看，这些年来我国农业“走出去”还是比较快的。但与我国农业的地位相比，这是很不够的。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是9.2%，农产品贸易占整个进出口贸易的比重是4.6%，但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占整个对外投资的存量和流量的比重仍然很低。从存量的角度看，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800多亿美元，其中产业只占1%。从流量的角度看，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200多亿美元，其中产业只占1.7%。这充分表明，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农林牧渔业大大滞后于其他产业。与日本等人多地少、对进口农产品依存度较高的相比，我国农业“走出去”更是滞后。

 

　　既然农业“走出去”势在必然，而它又落在后面，所以下一步需要考虑怎样加快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以下六个重大问题审慎考虑：

 

　　，投资目的。农业“走出去”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还是为了提高全球农业产能？谈到农业“走出去”，人们往往会想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而国内的自然资源又不足以支撑这种需求的增长，所以需要利用全球农业资源。在很多农业对外投资项目中，确实是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走出去”的基本出发点。但是，也有很多投资行为并不是为了满足我国国内的需求，而是从全球的角度，什么地方的投资空间大、投资机会多，就到什么地方去投资。这实际上相当于“买全球、卖全球”，是提高全球农业产能、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从企业的角度讲，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两种目的的投资我们都应该支持。但面向未来，我们应该从战略的角度考虑问题，更多地支持弥补中国国内自然资源不足的投资行为，支持企业围绕进口农产品进行投资布局。

 

　　第二，投资主体。究竟应该靠谁“走出去”？现在农业领域，包括其他基础产业，“走出去”基本上是靠国有企业。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仍然是国有企业占50%以上。按央企与地方企业划分，央企又占50%以上。国有企业有其优势，但在对外农业投资中，要重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

 

　　第三，投资领域。是去种地养畜，还是去投资农业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现在一提到农业“走出去”，更多想到的是圈地，例如买法国的葡萄酒庄、买新西兰的牧场。最近从媒体上看到，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地方，去圈地的动作已经引起了一些地方的警觉，现在要圈地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应该把对外农业投资的重点放在仓储、码头、物流、加工领域。

 

　　第四，投资地域。确定投资地域有很多原则。比如说资源导向，什么地方资源丰富就到什么地方投资。但也有政治导向，重视什么地方、实行什么样的区域战略，就往哪个地方投资。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也各有各的生存空间。目前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的企业达到1356家，其中约有589家是在亚洲地区。“一带一路”沿线64个中，有相当一部分跟我国的农业互补性非常强，应该是下一步投资的重点区域。南美和美洲也可以寻找到一些重点投资的区域。

 

　　第五，投资方式。是创始投资还是并购？白手起家去种地、建牧场、盖加工厂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下一步投资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仓储、物流和加工等环节进行并购。对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进行投资，同样能提高我们对国外农产品和农业资源的掌控能力。

 

　　第六，投资资金。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主要还是靠自有资金，以及少量的战略性投资，很难进行社会融资，特别是很难从金融部门融到资金。这是我国各个产业“走出去”普遍遇到的瓶颈，更是农林牧渔业“走出去”的薄弱环节。应该从战略的高度，推动各种融资渠道把农林牧渔业作为优先支持的领域。要用好用足现有农业专项资金，充分发挥上合组织框架的农技推广和人员培训基金以及中国向粮农组织捐赠资金的作用。要发挥综合性资金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丝路基金、中非合作基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资金、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境外投资专项贷款”，开发银行的“境外投资股本贷款”，都应该有意识地向农业领域倾斜。要发挥我国的影响力，推动亚投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银行等综合性的多边融资机构，对农业领域的投资项目进行倾斜。在农业“走出去”过程中，产业资本的“走出去”和金融服务的“走出去”，这两者之间应该很好地协调配合，这样才能使农业“走出去”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