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而论，上述报道所指称的知名企业的某个中国工厂或分支撤离中国——即使是同时撤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环境中，市场再大、产业规模再大，相关主体也必须见微知著，对亚马逊森林中一只蝴蝶煽动翅膀的可能后果未雨绸缪。这就是说，相关机构应该从此波跨国企业撤离中国的行动中，检视中国经济发展环境，以为整饬环境提供镜鉴。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风暴始，外资企业成规模地撤离中国已有几个波次。从前几波撤离的企业看，那些到中国淘金的外资中小企业，由于技术和资金的比较优势丧失而出走中国的行动，基本上契合了中国本土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因此不仅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震荡和阻滞，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润滑了梯度转移的节点。并且，也正是在这些中小外企“腾地”的过程中，技术储备、资金供给和市场地位都占优势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挤进了中国，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用工成本低廉、环境排放标准宽松、产业政策和税收有所优惠的地方转移，是资本逐利本性所决定的。因此，上述微软关闭其兼并的诺基亚工厂，将用工规模比较大的产业转移至越南，实际上不失为领先中国经济更高一级梯度转移之举。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关政策以及本土企业尚未为此一梯度转移做好准备，那么，由跨国企业“先知”资本带领撤离所形成的错时和错位，就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

　　当然，所谓经济的梯度转移，是一个有撤离有进入，有转走有移来的过程。如果只有走没有来，或者伴随大规模撤离的只有零星个别进入，那么，这个现象所折射的经济景气度就令人堪忧。在此，跨国企业撤离的另一个看点，则是观察那些在中国设立了研发机构的跨国企业，在撤离中国工厂分支时，是否把研发机构一并裁撤或移走。如果跨国企业将其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裁撤，或停止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那么，这种撤离行动就会加速中国产业的“空心化”而难用产业的梯度转移来概括。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两年跨国企业间的并购整合，导致其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研发机构被裁撤。这其中既包括原摩托罗拉和原诺基亚在中国设立的研发机构，也包括因缩编以致其研发能力日趋下降的研发机构，如思科、IBM、Adobe、索尼等。这样的信号更应引起警觉。

　　如今中国市场规模、经济规模已足以抗衡外企和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所形成的冲力，相应地，当然也可以抗衡其撤离所带来的吸力。但是，从一般意义上看，一个为外资制造业所背离的环境，除了梯度转移因素外，是否就适合更高梯度产业的存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