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柏峰考虑更多的是公平问题，“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公平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土地价格不断上升，所有人都有权利来分享‘土地红利’，现在城郊村的人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如果让他们因为偶然的原因占有这样的收益是不公平的，没有这种机遇的人也应该享受收益。”陈柏峰认为，重庆地票模式把远城区和近城区的农村土地都化成地票，是较为公平的做法。

 

　　但是，应该优先考虑公平，还是土地集约利用，抑或是农民财产权，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在“城镇化”讨论小组内，包括陈柏峰在内的法学界学者共有三人，而且都带着不同的观点上山。来自北大法学院的凌斌认为，参与土地流转的不仅包括企业和农民，还有政府和集体，政府和集体的参与实际上便利乃至促成了供需双方的土地流转，尽可能避免了钉子户的出现。土地流转是企业、农民、集体、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土地增值收益应当是共享的。

 

　　这是凌斌次来到莫干山，当看到主办方张贴出来的日程表时他有些生气，“前面都是大佬们的演讲，这都成了中年论坛了，哪里是中青年，中青年经济论坛就应该让年轻人在上面讲，前辈们在下面听。”会前一周，凌斌接到参会通知，他今年整个夏天都在研究土地制度，并写了十万字的研究报告，本以为要带着文章来讨论，但后来发现并没有人提到文章的事，还在上山的路上，他已经略感失望。

 

　　激辩“土地指标”

 

　　不过，“城镇化”小组讨论吸引了一批年轻人参与，成为2014莫干山会议上最热闹、争论最激烈的青年圆桌。

 

　　次日，讨论组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中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内容摘出来做成ppt，逐条讨论，依据《决定》中的表述，探讨在实践中能有多大的发挥空间。

 

　　在不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流转什么权利、如何流转的问题重新回到讨论桌上，批评和质疑的声音此起彼伏，但直至两天两晚的讨论结束，仍未形成共同认可的替代措施。

 

　　一位来自农村信用社的负责人提到，“房子是财产，土地是村里的集体财产，这块地不是你的，你还有财产的权力。我们能否从县级财政和村里拿出一部分钱来买财产所有权？如果村民不愿意卖，继续住也无所谓，但要长时间不住属于资源浪费，要是卖了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你手里的财产所有权转移到村里、县里，可以考虑把这块宅基地作为建设用地的指标调整到县里，实现了价格扩大，财政也有一部分收益，村里也有，有钱了下一步问题就可以解决。”

 

　　指标调整的方式引来了争议。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程雪阳认为，目前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而是空有规划之壳，行计划指标管制之实，土地的指标管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现在土地的指标背后就是发展权。

 

　　不过，一位与会的政府官员认为，这种管理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实际操作中也有问题，但是现在要找一个办法来取代它，也很难给出一个让各方接受的方案。

 

　　讨论会上提出的部分思路在日前国土部下发的文件中得到了印证。9月25日，国土部签发了一份《关于推进土地利用集约节约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要结合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对农村建设用地按规划进行区位调整、产权置换，促进农民住宅向集镇、中心村集中。

 

　　《指导意见》强调，因地制宜盘活农村建设用地，统筹运用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手段，整合涉地资金和项目，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促进农村低效和空闲土地盘活利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人居环境。《指导意见》提出，在同一乡镇范围内调整村庄建设用地布局的，由省级国土资源部门统筹安排，纳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

 

　　凌斌认为，最有效的土地流转方式是通过集体和政府作为农民和企业代表，作为土地供需双方代表，进行谈判，间接实现土地入市。“但土地流转问题上，不能只考虑买地，还要考虑土地上的农民如何安置的问题，买断农民权力的次序很重要，如果农民进城已经解决了市民化的问题，城市足以吸纳这些人口，这时候买断没问题，但如果先买断，就会非常危险。”他说。

 

　　强调自己是“改革中间派”的凌斌更支持中国的现有政策和基本土地制度，“但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加以完善、细化，做出一系列稳健务实的制度改革。”和30年前莫干山上那场价格改革辩论会上华生的“放调结合”中间派一致，凌斌觉得温和一些的改革方案更能实现目标，他不认为今天的建言还能像1984年莫干山会议一样影响到决策层，但这场莫干山会议是他“参加过的的会议。

 

　　从杭州开车到莫干山需要一个半小时。这是三十年前，37岁的孔丹所走的路，他把山上年轻人的观点带给了出差至杭州的国务院委员张劲夫，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华生关于”放调结合“的发言，成了中国30年价格改革路线图中的”起点“。尽管历经了改革的阵痛，价格双轨制的推进过程中引发了物价飞涨，但最终逐步完成计划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过渡，政府退出了对价格的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