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农村自发承租、还有地方政府试推的土地流转如雨后春笋，近些年出现的“种养大户”们正走上中国农村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破茧而出。但与美国的大型机械化农场、日本的家庭式高品质农场不同，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式“家庭农场”将是二者的兼收并蓄。这对于中国现代农业，乃至中央力推的城镇化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江苏调研。一是去了江阴市新桥镇，了解该镇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后到镇里集中居住、到工厂上班的情况，并发表感言“大家既是新农民，也是新市民”、“小城镇建设好了，会比大城市生活更方便”；二是去了常熟市古里镇的“田娘农场”，考察家庭农场，并感叹“土地也能产出黄金，但（一户农民一亩三分地这样的）小块不行，要靠大块”，“适度规模经营、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也是未来的努力方向”。在城镇化和现代农业方面，江苏走在前列，而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国急需又一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

       三十多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大锅饭”、激发了农民积极性，农村改革的成功，并通过提供低价农产品、廉价劳动力和农村市场反哺了城市改革，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数十年的迅猛发展。但是三十年后，现在的问题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过大，农民收入过低限制了中国经济的内生力；地块小效益低，很多农民撂荒土地外出打工，结果‘田地荒的人家有钱，田里种得好的人反倒没钱’，这导致的结果是，农村大量农田闲置、效率低下，且留守小孩和老人等社会问题突出；农业发展跟不上社会和科技进步步伐，各家各户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没有多少活力，缺乏规模化、信息化、科技化、产业化、企业化和人才的粗放式农业，已到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时候了。

        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模式破茧而出---“家庭农场”，一个起源于欧美的舶来名词；在中国，它类似于“种养大户”的升级版。概念上讲，家庭农场，就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新型土地规模经营主体，一直以地方实践为主，中央层面一直未对其做明确定义。直到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其中，“家庭农场”的概念是首次在一号文件中出现。

        无论是在“人少地多”的美国、加拿大，“人地平衡”的法国、德国，还是“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农业家庭经营都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美国耕地占国土面积的20.5%，占耕地总面积的13.15%，人均耕地是人均耕地的2.9倍。美国的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约占各类农场总数的87%，而丰富的土地资源，及考虑到中西部开发战略，决定美国走的是“大型机械化农场”之路。美国还把分为10个农业生产区域，每个区域主要生产1至2种农产品，建立和发展生产经营专业化。另外，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美国的农业服务业日益完善，比如上游的农资企业在种子、农药、兽药、化肥、农机和饲料等领域提供专业化服务，相关学校、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等，下游通过合作社组织，进行契约化生产，对接市场。

       再看日本，耕地面积只占其国土面积的11.8%，占耕地总面积的0.30%，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仅为美国的1/37。耕地少，土地瘠薄细碎，这决定了日本必须实行专业化集约经营、且跟美国的大农场不同的“家庭式高品质农场”模式。此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发展，日本农村青壮劳力不断涌向城市，在地里干活的，除了老人便是妇女。日本政府便通过鼓励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推动土地经营权流动，鼓励农田租赁和作业委托等形式的协作生产，促进农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和共同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来实现有限且分散土地的尽可能集约化、规模化经营。

       再看我们中国，耕地大约占总耕地的7%，总量不小，但人均下来只有人均耕地面积的1/4，且分布不均匀，耕地自然条件差，大量处于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尤其考虑到当前中国城镇化对耕地资源占用、破坏，工业化对耕地质量损害，以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渐丰富和高标准的农产品需求。这种资源条件、形势和需求都决定，中国必须发展集约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家庭农场”就是一条路子，而且我们的“家庭农场”必须是汲取美日经验的混合模式。有资源条件的平原地区等，可以部分搞美国式的大型机械化农场，而山地、丘陵等地区可以多搞日本式的家庭式高品质农场；此外，农业和农村作为中国经济乃至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减震器”，保持中国农业的多样性和容纳人口的弹性，十分必要。

      虽然今年一号文件首提“家庭农场”，但这种模式在中国已遍地开花。据悉，江苏省规模1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已达7000多家，其中大部分符合“家庭农场”的标准。另外，近年来，上海松江、湖北武汉、吉林延边、浙江宁波、安徽郎溪等地也在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有数据显示，至2012年底，土地流转面积约2.7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1.5%，经营面积在10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超过270多万户。

      中央的大力支持，对这些“家庭农场”可谓久旱逢甘霖。近年来，虽然这些“家庭农场”或者说“种养大户”发展迅猛，但也面临诸多瓶颈和困难。首当其冲的，面对农户承包地极其细碎的现状，要实现土地规模经营，的困难就是租到成方成片的耕地，并确保租期较长、相对稳定。但由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农民的惜地意识，许多农户不愿长期出租土地，加上缺乏制度规范、便捷的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土地流转价格协调机制和纠纷调解机制等，致使家庭农场难以稳定地保持足够的土地经营规模。一些农民流转了大量土地做农场经营，或受没有进行土地整理权限的限制，或缺少资金，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长期性投入能力不足，加上土地流转不规范引发的隐忧，使家庭农场主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家庭农场有所成就、想扩大规模，却遭遇了融资难题。另外，农民们还缺少人才和信息服务、技术指导等。对此，中央在制度规划、政策倾斜、产业和信息指导、人才培育和引导等诸多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特别要说的是，在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这盘大棋中，发展家庭农场是枚关键棋子，它牵动的并不仅是农业，还对城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李克强总理在此次考察中就明确指出，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劳动力效率，更好更多地提供农产品，对新型城镇化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就拿新桥镇农民来说，新桥镇方面向李克强汇报的核心内容是“三集中”建设。所谓“三集中”，是农业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镇区集中。对于这种“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后在镇里集中居住，到工厂上班”，李克强说：“大家都是‘双新’，既是新农民，也是新市民。小城镇建设好了，会比大城市生活更方便。”

       通过发展“家庭农场”，不仅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效率，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生产更丰富的农产品，还能通过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发展，带动订单农业、契约化生产、绿色农业等发展，这也可以带动一部分就业。更多农民集中到城市、小城镇居住，一方面促进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其本身消费和居住等需求也带动城市发展，并提供给城市劳动力；另一方面，这部门既是市民、又是农民，还能享受土地出租带来的收益，这将大大缩小城乡差距。更重要在于，这种现代农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城市、支持全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更是能疏解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难以承载等问题，有利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更加均衡，做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最终打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