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公认的农业大国，农民不占少数。五分之一的人口粮食能否实现自给自足关系重大，这与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的复兴计划息息相关。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农民的收入始终难以显著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令人担忧。如此以来，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节节下降，我国耕地面积逐年下降就是有力证明，甚至还有很多耕地被弃置、被荒芜。而近年来，农民却大量以农民工的身份涌入城市。这些都无一例外的证明了农民收入低下的现状。

1979年，党中央决定从当年夏粮上市起，开始提高粮食收购价，从而结束了自1966年粮食调价后，粮食统购价格12年未变的局面。1992年以前，我国的惠农政策在农业生产资料购入方面补贴很少。其中种子购入价格方面几乎既没有补贴，也没有价格限制。只是在例如化肥、农用薄膜等农用生产资料上有少量补贴。1993年起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农产品保护价收购的政策。之后经历了价格制定是否合理、粮食收购是否敞开的波折，农产品保护价收购的政策于1998年得以真正贯彻实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贸易组织），我们的惠农政策也为融入经济、适应统一规则而做出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国务院于2001年发布了直接补贴的政策文件。2002年，安徽省率先进行粮食直接补贴方式改革的试点。至2004年，以粮食直接补贴为核心的农业补贴政策已经惠及。2008年包括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四项补贴资金总额达到1028亿元。

根据贸易组织规则的划分标准，国内的农业支持政策被分为三类：“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其中“绿箱”政策是最为被推崇的，认为是对经济干预少、有利于社会效率和福利的。而“黄箱”政策则被认为是是损害经济效率，并因此受到限制的。“绿箱”政策是指由政府提供的、费用不转化给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包括对农业科技、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资等。“黄箱”政策则是指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包括对生产资料等的补贴和对保护收购价等。“蓝箱”政策主要是对“黄箱”政策的变通。

根据这样明确的划分，我国在入世前的农业补贴多集中在“黄箱”政策上，对农村投资力度不够。以往的狭义农业补贴可大致分为两种政策，一是对生产资料的农业补贴，一是对粮食收购价格的保护。这里所指的农业补贴包括中央确定的农机具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直补等政策制度。而这里的价格支持则主要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政策。

以农机具补贴为例，假设农民将政府的补贴全部用于购买粮食种子和农业耕种用的农机器具。这样，可以把这种补贴转化为政府介入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控。当政策开始实行时，政府的补贴有类似于补贴，或者说反税收的效果，会形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而在社会福利的分配上，相对于农民的支付意愿价格而言由于补贴，农机具的生产者有或明或暗提升价格的空间。即使假设不完全成立，农机具的生产者也有能力侵占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补贴。短期内农民的剩余是，而农机具的生产者的剩余是，社会无谓损失是。

因此，为适应潜在的粮食产量的下降与粮食价格的上升等问题，我国有必要在保持粮食产量的同时，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深化农产品的加工。同时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面积“红线”，保证粮食生产。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加农业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满足社会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减少国内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保障粮食，有效应对经济危机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价格的冲击。

如前所述，虽然我国的惠农政策还有很大部分属于WTO规则中的“黄箱”政策，但是惠农政策不能因此而停止实施。无论是根据国际经验，借鉴发达的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经验，还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都必须坚持实施惠农政策以保证农民的利益。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农业直补和收购价格的政策都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惠农政策。虽然有的政策在经济效率、分配公平上仍存在问题，这需要进一步改进。“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民收入，对惠农政策进行调整时仍需立足于此。从前面形势分析中，我们看到农业生产和国内对农产品的需求出现了供需不相适宜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农产品的进口数量及速度都超过出口的水平。因而，调整农业结构也势在必行。

中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导致资源分配不均、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要提高农民收入，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增加农村建设的投资也符合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要求。其费用并不会转嫁给消费者，对生产者也不具有价格支持的作用。反而更有利于农村的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有效提高产量、质量，促进结构调整。同时，通过政府的投资还会带动企业、私人投资，从而能更好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影响、指导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优化农产品的加工、包装、销售。

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上不容忽视的群体。春运中的农民工潮，农民工子女留守和上学等都成为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由于金融危机，大批农民工遭遇失业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也可以看作是城乡资源分配不均的表现，是人力劳动资源流向城市的体现。在当前形势下，若能积极组织失业农民工回到农村，投入到有组织有指导的农业生产中，或组织他们参与技能培训进入农产品加工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增加他们的收入，还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的结构，从而保障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