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农业耕作人口“老龄化”、“女性化”现象已较为普遍，给我国农业发展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

眼下，正值秋粮收割，从南到北的庄稼人正在开始又一轮忙碌。

湖北省公安县梦溪镇大至岗的张家玉老人这几天刚刚把3亩中稻收上来，“稻子是请机耕手收的，每亩地120元，请机手的钱是女儿给的。”张家玉快70岁了，显然已经没有气力自己下地收稻谷。他的两个女儿嫁到城里，儿子带着老婆孩子进城打工，老伴跟着去照料孙子。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家玉独自在家打理几亩承包地，因为“机耕地越来越方便了，一个人也能对付”。

在我国农村地区，这样的情景越来越普遍。从西南的广西、四川，到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到北方的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一面是现代农业耕作技术和手段逐步推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作强度；一面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队伍”成为务农主力。这种现象，正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的土地靠谁耕种。

农村劳动力减少是发展趋势，要细究个中原因

在河南许昌天和现代农业万亩蔬菜园区，一边是绿油油正待采摘的菜苗，一边是平展展刚刚整作出来的菜地，几十个妇女正在低头抢栽油菜。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需要大量蔬菜工，但本地仅能招到很少一部分，只能从外省大量招聘，“熟练的蔬菜工越来越难找了。”

河南是农业人口大省，但如今像这样直接务农的“熟练工”越来越少。在一些传统的粮食大省如湖北、江西等地，每到粮食收获季节，人工同样难请，“一个劳力一天80块钱，加上包一顿好饭、送一包香烟，还难找到。”湖北省枣阳市种粮户马世兵说到这里很感慨。现在劳动力难找，人工价格上涨，在农村已是较普遍现象。

农村劳动力减少由来已久。上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离开土地，当时的沿海合资企业以及随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力。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约1.5亿农民工。进入21世纪，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户籍人口限制条件进一步宽松，外出务工劳动力进一步增加，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仅有17.9%，如今城镇化率已达到49.68%。

在外出务工、户籍转移等渠道不断拓宽的同时，升学、创业等也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渠道。湖北省天门市是“高考大县”，每年有超过万名孩子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当地教育局领导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再回农村几乎不可能。”

农村劳动力的减少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步伐，也改变了农业人口密集的状况。专家分析，农村劳动力以青壮年及受过教育的人群为主，这一群体“悉数外出”的另一原因在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同样的劳动付出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农业对个人缺少“职业前景”预期，加上农业劳动强度总体上依然偏大，导致目前农活“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突出，并由此对农业自身素质提高带来了影响。一些农业科技人员说，现在做农活出身的“土专家”可难找了。

各种专业合作组织的出现，开始改写农业现状，但整体上规模小能力弱。

劳动力大量减少，给农业耕作带来了直接影响，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便应运而生。

在安徽粮食大县霍邱县，有一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植保服务队，成为农民的“田保姆”。

霍邱县农委介绍，植保服务队通过统一防治人员、统一植保机械、统一防治时间、统一药剂等为村民展开服务。村民外出打工，只要给植保队打个电话，植保队就负责搞定，质量也有保证。现在，霍邱已形成“县中心―乡大队―村植保服务队”的植保统防服务网，服务队员们像“职业农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种地不专业的问题。

与植保队相比，起步更早、更为普遍的是以龙头企业为主形成的“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产业化组织。龙头企业负责产品选择和收购，村民实行订单种植。在同一组织内的农户人手不够，还可以统一耕种收获，到时候农户按照一定比例付费就行。根据各地实际，产业化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企业+乡村组织+订单农户”、有的是“企业+收购商+订单农户”、有的是“企业+专业组织+订单农户”等，规模实力各不相同，但发挥的作用大体一致。

农民专业组织的出现，助推了农业耕作技术的进步。过去一家一户难以实行的标准化种植、统一配药施肥等，因为规模扩大得以成形见效。在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地，“农机大院”、“机耕队”、“农机服务队”纷纷出现，有的由乡镇农技站牵头，有的以村为单位，有的以农机大户为龙头，加入农机组织的农户可以优先得到农机服务，农机队还对外服务，赚取利润壮大发展。

在山东嘉祥等地，农民自发形成了“互助组”、“联合体”，每到种植收获时节，互助组成员你出农机，我出油料，开展“劳力互助”、“技术互助”、“困难互助”。同时，一些个体农机户也通过走村串乡发挥作用，成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机器人”。

与此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模小、“订单”能力弱、指导能力差、约束能力不强等问题也普遍存在，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存在“软约束”，行情一变化就互相不买账，制约了产业化链条的延长。

明天的土地靠谁来耕种？答案已经明确，需要政府引导推动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出现提高了农业效率，过去很多人才能完成的农活，现在一台机器就解决了，为农村劳动力减少拓宽了空间；提高了农业质量，过去分散单干，干好干坏无人过问，现在有了专业组织，甚至有了“职业农民”，可以为农事提供指导。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扶持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安徽省霍邱县建立了32个植保服务大队、682个村植保服务队。植保队起步之初发展能力有限，县里一次性安排2000多万元资金统一采购喷雾器2.1万多台，免费配发给村植保服务队使用，解了植保队的燃眉之急。

广西兴业县制订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措施，从资金、贷款、用地等方面给予扶持。现在全县有13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入社入企农民3万多人。

针对合作专业组织人才缺乏的现状，青岛农业大学在2008年成立了合作社学院，面向开展合作社人才培训工作，这是我国个合作社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机构。重庆市最近提出，要用“高含金量”政策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能力提升工程、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贷款贴息等方面出台具体政策，扶持和帮助合作社改善基础设施，增强发展能力。

这些措施无疑将有效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不过，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整体上实力还很弱，难以形成强大的带动力。这也正是需要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并扎实扶持引导的原因。正如一些专家所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普遍发展壮大，“解决的不仅是明天的耕地谁来种的问题，重要的是解决了怎样种得更好的问题。”